知青丨蒋国辉：在水库工地，我用田忌赛马的智慧多吃半碗米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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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蒋国辉：在水库工地，我用田忌赛马的智慧多吃半碗米饭

Original 蒋国辉新三届 2018-11-17

老编的话：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本号开辟的“知青”栏目，将重点分享知青朋友的纪实性文图稿件，期待您的支持。本号对知青朋友“不堪回首”或“青春无悔”的争论不持立场，只愿提供一个网络平台，供大家回忆、再现、追思、反省那一段以身相许的苦乐岁月。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蒋国辉，1969年上山下乡，1972年招工到重庆打通煤矿当矿工，1977年考入大学，1987年考入黑龙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现定居德国。著有学术专著《语言和语言相对论》。

原题

回望•我的1969（下）

从1969年下乡到1972年招工到打通煤矿，我在农村待了三年余。三年里，我从未涉及过的农活只有两种：耕耙田地。

生产队之所以不让我干这两种农活，是因为耕牛。

耕牛（图片来自网络）

耕牛作为生产资料，在人民公社时代是生产队集体所有的财产，但饲养却不是集体统一的，它们被分散到了各家各户。这种饲养方式让集体所有的财产耕牛打上了私有财产的印记，谁谁家的牛，农民们分得很清楚。

一般情况下，不论因公——耕耙生产队的田地或其他；因私——碾米磨面，犁耙自留地，人们都只使用自己家养的牛，若要使用别人家的牛，那就具有了和借钱差不多的性质，不但需要低三下四地说好话，还有可能要看别人的脸色甚至遭遇被拒绝的尴尬，虽然都是同姓本家，在财产问题上却谁也不含糊。

耕田（图片来自网络）

如此公私分明的结果是，像我这种从未接触过牛的生手，就没有哪家愿意把自己的牛交给我使唤，怕我不懂、不爱惜，让牛太劳累；不小心把牛弄伤了；或是出别的更大意外。牛如果老病和意外死了，虽然生产队不会向饲养人家索赔，但失去一头牛却是不可能很快得到另一头牛的，没有牛的日子里，碾米磨面这些基本生活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对于庄户人家，健壮的牛是一笔归自己使用的很大财富，因此农民们爱牛在某种程度上胜过爱人。

耙地（图片来自网络）

除了耕耙田地，其余农业和副业的活路我无一遗漏，最难忘的，是在嘉陵江上当纤夫那些风餐露宿的日日夜夜（已经有过一篇单独的记述），还有就是夏秋两季的“双抢”、农闲时节修水库、到深山老林子里抬木料和帮私人抬石板，这些需要付出巨大体力的艰辛劳动。

一、栽秧和播种小麦

农民们说，“农业活，四十天忙，一天忙的九天粮”。这是不知多少代人传下来的经验之谈，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我们插队落户时，依然是这种完全依靠吃大苦流大汗艰辛付出求得生存的状况。

当地农忙一年有两次，一次是初夏时节麦收和栽秧；一次是夏末初秋打谷子挖红苕点麦子。农忙时分，天刚朦朦亮就下地，到天黑成了锅底才能收工。全队的男女老少只要喘着气能干活的，没有一个闲着不出工，回娘家的、走人户的、赶场的……包括生产队跑副业的木船在内，全都停了下来，那是个万众一心的时节，面对所有大人细娃一年的生计，谁也不敢有丝毫懈怠。

我们下乡的地方粮食作物是以稻谷为主的。当地农村的水田有一部分种两季作物：一季水稻，一季小麦（或蚕豆、油菜），称作旱田；还有一部分只种一季水稻，秋收后用来储水（作为生产队堰塘蓄水不足的补充），备来年栽秧用，称作冬水田。夏收，旱田的麦子收割以后，就把冬水田的水放进去，插上秧苗。初夏那一季农忙，冬水田和旱田，全都要栽秧。

对我来说，所有的农活中最煎熬的是栽秧。栽秧时双脚踩在烂泥里，弯腰，蹲马步姿势边退边往泥里插秧苗。开头三两天还可以耐受，接下来的日子，就是承受断裂般的腰痛。到歇气的时候，往地上一倒，找一块适中的石头顶在腰部，把自己做成一座桥，以略微减轻一下那种锥心的痛。那时节，我是每日天不亮就盼着天黑，没出工就盼着收工，唯一的愿望就是把自己平放于床，在睡梦中告别插秧。

栽秧的顺序是先冬水田后旱田。冬水田由于长期存水，土质细软，烂泥齐膝，插秧时腰的弯度不太大，秧苗只需轻轻一点就插上了。如果整个栽秧的过程都这样，算不得煎熬，问题是，到了收割完麦子的旱田里，栽秧就变成了鬼门关。麦子从播种到收割生长期达8个月左右，收割以后土块板结，灌进去的水还来不及将土块泡松软，就必须抢季节赶时间把秧苗插上。

栽秧（图片来自网络）

旱田因土块板结，耕耙以后泥土分布依然极不均匀，插秧时按常规行间距插下去，有时可能是一个没泥土的坑，秧苗无处安放；有时却又是一大块瓷实的硬土块，快速移动的手指撞在上面，那疼痛常常让我想起“竹签子钉指尖”的酷刑。旱田和冬水田还有一个巨大差别，就是旱田特别浅，踩在里面连泥带水只没到脚脖子，栽秧就成了类似广播体操手触脚背的运动，一天十多个小时把腰曲到将近180度，那些营养充沛的运动员如果做这样的强化训练，一天下来会怎样，我不知道。对于我们，只有在农忙时期才勉强可以挤出点粮食弄几顿酸菜干饭填肚子的农村人，这种超强的体力支出一天下来，人就完全瘫成了一堆稀泥。

我不过栽了三年秧。那些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农民，一辈子几十年这样熬，一直熬到油干灯尽。白居易在《观刈麦》中这样描述农民的艰辛：“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到了一千多年以后的20世纪70年代，他们依然是承星履草、日晒雨淋、胝肩茧足；依然是吃不饱、穿不暖。我在农村看到的现状就是这样：农民们冬天普遍只有一件棉衣御寒，没有棉裤，能穿三条单裤算富裕的，很多人一件空心棉袄一条单裤，在纷纷扬扬飘落的雪花和凛冽刺骨的寒风中瑟瑟发抖，只能熬着。

栽秧是农活中比较有技术含量的劳动。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两个栽秧的能手最先下田，把一块田从中间破开，他的五行秧笔直地从田头插到田尾，当地称之为“打列（音lia，下同）”。其他人在这五排秧苗两侧一字排开，以“列”为准完成一块田的秧苗栽种。“列”笔直，一块田的秧就可以横成排竖成行；“列”扭曲，整块田就呈一团乱麻状。“乱麻”虽然不影响谷子的生长，也不影响产量，但视觉效果差，而农民的审美是和劳动技能结合在一起的，一团乱麻的稻田就成了持续一季之久众人闲谈嘲讽的对象。

这秧栽得很漂亮（图片来自网络）

我从第一次下田栽秧开始，就努力想学会“打列”，但直到离开农村也没能掌握这门技巧。不过，栽秧没有学到家，播种麦子时铲麦路子，我倒成了一个好把式。

铲麦路子，基本要领和栽秧“打列”相仿，一个人先下地，用锄头从中间浅浅地铲一道笔直的沟把一块地破开，其他人顺着这道沟在左右两侧一字排开，一道紧挨着一道，铲，直到把整块地都铲出这样的浅沟，麦种撒在沟里，长出来就成行了。短短三年，我从一个生手一跃成为全队铲麦路的第一把手。第一年跟在别人后边铲；第二年生产队有一半的地由我铲“标路”；到第三年，我不到地头，竟然就没人下地铲“标路”了。

二、收获季节的故事

收获季节，是农民们拼命的季节，农闲时的中午歇晌一律自动取消，但凡挣工分的（包括读书放农忙假的学童），不论年纪，中午吃完饭丢下饭碗就出工了。

连枷打麦子的场景（图片来自网络）

夏收扛着连枷（一种麦子脱粒的工具）到晒场打麦子。麦收在当地农村不算主要收获季节，但农民需靠这一季收成才能度过春末夏初的粮荒；秋收下田割谷子打谷子。这个时候，挥汗如雨的男女老少都看到眼前那一个最朴实的真理：一颗汗珠，就是一粒粮食。

秋收打谷子的时候，生产队从来不让我上拌桶（形状如一只放大的斗，谷子脱粒的工具）。我一直没想明白是为什么，后来猜测：一个原因是怕我掌握不好，将珍贵的谷粒撒在田里了；还有一个原因或许就应该叫做农民的狡黠，有些暗中欺负外来人的意思。

打谷子（图片来自网络）

拌桶里打落下来的谷粒，需用背兜背去晒场，这个活叫背水谷子。背水谷子在农民的眼里跟抬石板一样，属于农村中最重的体力活，能不能背水谷子，是一个男劳力能不能按全劳力评工分的标准之一，农民们都非常清楚这个活是怎样的劳累，所以他们都是“打”和“背”轮流干，只有我年年被安排背沉重的水谷子。

一背水谷子近两百斤，在重压之下，冬水田里沼泽般的烂泥陷及大腿，每向前迈一步所付出的巨大体力真是难以言表。上了田坎前往晒场，并没有什么像样的路，都是一些狭窄的田坎，一步一滑，艰难跋涉，到晚上收工回家，空着手走路两条腿都不由自主地发抖。所幸那时人年轻，睡一觉起来体力又恢复了。

从地里把粮食抢收回来，只能算完成了收获季节一半的任务，剩下的一半就是抓紧有太阳的好天气，夏天把麦子晒干脱粒去壳；秋天把田里打下谷子晒干去秕子。初中肄业生我妹妹，那时还即兴写了一首小小的打油诗，描绘收获季节晒场上的忙碌：

打麦场上尘土扬

汗流浃背人人忙

大呼小叫如穿梭

风车哐啷哐啷响

筛的筛，簸的簸

背的背，扛的扛

日落西山不收工

哪管肚皮空荡荡

收获季节晒场场景（图片来自网络）

夏秋两季收获的麦子和谷子，首先是按规定的指标额度上缴国家（当时叫交公粮），其次是把生产队预留的种子以及公积部分收进集体仓库，最后才是分到农民户头。还好，倒霉的天气其实不多见。我们在农村的几年一次也没有遇到过。一般情况下，收获时节太阳都特别“毒”，到正午，仿佛可以听见空气被烤得爆裂的声音。城里人热得把老天爷翻来覆去地诅咒，可是对庄稼人来说，这样的天气才是老天爷的眷顾。辛弃疾说：“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城乡差别古往今来真是没有半点变化。

收获季节除了和老天爷争夺粮食以外，包谷成熟的时候，还有一场防止动物骚扰的特殊战斗。

当地有一种被农民称为“猪猬子”的动物。这种动物究竟是何方神圣长成一付什么模样，我们从没见过，也不知道有没有农民真正见过它们的尊容。一般情况下，人们都是从被它们糟蹋的庄稼那里感知它们的存在，很有些神秘意味。

每到苞谷灌浆逐渐成熟的时候，“猪猬子”就活跃起来，天天晚上来偷吃。它们自己不稼不穑好逸恶劳，平白地享用别人的劳动成果自然是毫无心痛的感觉。可恶的“猪猬子”们偷也不好好地偷，它们在苞谷地里肆无忌惮地胡掰乱踩，就像孙悟空在王母娘娘的蟠桃会上一样，随抓随吃，随吃随扔，然后溜之大吉。早上，人们来到地里一看，苞谷被踩倒一大片，刚成熟甚至尚未成熟的苞谷穗掰下来撒得满地都是，每个都啃几口就扔了，恨得人牙痒。所以，每年到苞谷成熟的时候，各个生产队的男劳动力和半大小孩晚上就轮流到地里看苞谷，轰“猪猬子”，男知青们自然也不能例外。我在农村三年，也和农民们一起为捍卫包谷的收成跟“猪猬子”战斗了三年。

看苞谷并不是个好差使，虽然不需要付出多大体力。在野外，夏夜的蚊子是集团军，人坐在看包谷的简易棚子里，蚊子军团嗡嗡轰响着，潮水一般扑过来搅缠。野外没有蚊帐这种防御屏障，拍打之类常用的对付蚊子的办法在这里是杯水车薪，完全无效。不过，农民们也不是无计可施，他们用一些比较潮湿的秸秆、杂草沤一堆浓烟，烟薰是对付蚊子古老而有效的武器，蚊子在浓烟面前只能逃之夭夭，不愿意逃跑的或逃跑速度不够快的，送掉小命。

消除了蚊子骚扰仍然不能稳稳当当地睡觉，因为人们在野外露宿的主要任务不是和蚊子斗，而是和“猪猬子”斗，“猪猬子”们不怕烟熏火燎，所以，人们还必须时不时去苞谷地边来回走动，大声吆喝“jo ho——，jo ho——”，轰赶“猪猬子”。折腾到天蒙蒙亮，“猪猬子”销声匿迹了，人也困得喝醉了酒一般，站都站不稳。每次任务一完成，我就赶紧冲回家往床上一倒，昏睡过去，直到生产队长在院子外边大声叫喊：“走了哦”，才又迷迷糊糊地爬起来出工。

不过，这样的辛苦也有一点补偿：夜里“猪猬子”不敢来了，轰“猪猬子”的人就替代“猪猬子”去地里掰几个嫩苞谷，用薰蚊子的火烧熟。那个年代基本没有农药化肥，刚刚灌满了浆汁的新鲜嫩苞谷清香甘甜，那是真正的绿色有机无公害食品，离开农村以后，我再没吃到过这么鲜嫩香甜的苞谷了。

粮食收获之后，还有一件苦差事就是交公粮。我所在的生产队离集镇有二十几里山路，收购公粮的粮站坐落在穿过集镇去新民大队那座山的半坡上，我们水文山的各个生产队交公粮都要翻山越岭，背着粮食到达集镇已经累得皮沓嘴歪了，但还要爬山，所有人都叫苦不迭。

离开农村十八年后，我和我妹妹曾回过一次当年插队落户的地方。我们站在新民大队这片山上，眺望我落户的生产队所在的水文山，连绵的崇山峻岭一直往天边伸延，那一瞬间，我恍惚看见了十八年前的自己，背着一百四五十斤的粮食，在淹没于云雾之中的山间小路上一路走过来。此时的我，站在现实时空里这么虚幻地看着远去了的过去时空中那个年轻的自己，仿佛是看着一个遥远的梦。

1991年和插友重返乡下，我们在新民大队山顶上，背景中最远的那座山是我落户的水文大队

三、深山抬木料

除了农忙时节那些超强的体力支出农活以外，我在农村还干过许多当下城市里的年轻人闻所未闻的沉重体力劳动。

比如到深山老林里抬木料。

和公社沿江所有生产队一样，我们生产队也有一条搞副业的木船。木船已经很旧了，经常需要修理。修船用的木料有讲究，一个人环抱那么粗的原木才能锯出合用的板材。这样的原木我们浙水公社所有的山林都找不出来，要去相邻的鸳溪公社深山老林里才能弄到。如此远的距离，还得依靠生产队那条船把木料运回来。买木料的时候，把船拉到离木料所在地最近的江边等着，人们进山把木料抬到江边，放上船运回队里，然后请木匠来维修。

这个过程叙述起来就像是“孙悟空驾筋斗云”——转瞬的事，真正做的时候却是惊心动魄的艰难和危险。进山的十个人要把直径四、五十公分长度两、三丈的原木，从完全没有路的山林里抬下山再运送到江边，抬运的过程，农民称之为“扳命”(含有挣扎的意思)。

小时候看电影，也有抬木头的镜头，人们把木头扛在肩上，“吭唷吭唷”有节奏地行走，那时不知道电影里的不过是十分具有观赏性的表演，轮到我自己抬木头了，才知道电影传播的是多大的一个实践误区。

我们十个人分成两边，一边五个人，原木的重量估摸不会少于一千斤，平均每人负重一百余斤。若是在平地上，十个人抬一千多斤的重物，说不定也可以学学电影搞点有节奏感的艺术效果出来。不幸的是，我们这个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大国因为某些特殊的历史原因，对林木破坏特别大，致使很多森林都消失了，剩下的百年千年老树大树，全都藏匿在人迹稀少的大山里面，结果，想在无路可走的山上把木头抬出来，就只剩下了“扳命”。

从深山老林把树抬出来，是陡峭的下坡，木头的重量并不能均匀地分配在每个人的肩上。时常，有人脚下踩到一个凹坑或是滑一下，整个人便矮了下去，这个人肩上的重量就会骤然落在别人肩上。如果有几个人同时突然矮下去，余下的人肩膀上往往会一下子承重好几百斤。丛林中满地的青苔和腐烂的树叶枯草，踩上去不停地打滑，时不时有人滑倒，其他人肩上的重量也会时不时陡然增加。

这种情况下，摔倒的人不能顾及疼痛，只要没断胳膊瘸腿就必须马上爬起来顶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若不然，万一其余的人扛不住了，原木轰然落地，顺着山势滚到悬崖峭壁之下人根本去不了的地方，就不但只能望崖兴叹，还白白浪费了全生产队社员的血汗钱；更加可怕的是，原木砸落而抬木头的人躲闪不及的话，轻则砸伤几个人，重则可能把命丢在山林里做冤死的鬼。几十年后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用时下流行的网络语言来描述叫做细思极恐。

在这样陡峭的深山老林里抬木料也有一点诀窍：那就是不要像在平地上那样把重物往上抬，只需两边的人用肩扛着原木拼命往中间挤，好比我们儿童时代玩的一种叫做“挤油渣”的游戏——冬天天冷，大家为取暖分别从两边往中间挤——一样。不过，扛着原木使劲挤的主要目的是不让它掉下来，原木不掉就成功了一大半，至于脚底下，跌跌撞撞能够勉强移动就行了。“扳命”“扳”到江边，人们扔下木头横七竖八地瘫倒在地上，半天恢复不过人形来。

四、被建房的人户“央”——抬石板

在苍溪农村，许多建筑都离不开石板。那里的山属于水成岩，能够开出厚薄差不多相同的各种尺寸的石板。我们公社每个生产队都有自己的石料场。所谓石料场就是在生产队的山坡上，选定一个地方开凿。开凿时把表层的土除净，从石山上凿出约两米长、半米宽、半米厚的石磴，然后将这个大石磴顺着岩石的纹路分离为约十公分厚的石板。

石板抬回家后，可以做房屋的墙；可以铺打麦子晒谷子的院场；也可以砌红苕窖、粪坑、猪圈、水缸等等，用处很广泛，家家户户都需要。生产队的采石场公用的，谁家需要石板，就自己请石匠和人工去山上开凿并抬回家。

1991年重返乡下，在我住过的屋子门口

用石板的人家至少需要八个男壮劳力：六个人抬，两个人开料。然而，即便弟兄最多的人家也不可能同时拥有八个壮劳动力，只能请人帮忙。当地把请人叫“央人”，含有“求”的意思在里面。抬石板也是一项非常艰巨的活计。一般的情况是，从出工到收工基本两头不见光，和双抢的出工时间相当，一天大约要抬十五块石板。我们生产队的石料场靠近江边，地势低，所有的人户又居住在半坡以上，因此，抬石料到任何一户都是爬上坡。抬一张石板来回一两里路，干一天相当于扛百余斤重物爬坡十几公里，其间的苦和累可想而知。

抬石板是帮私人干活，没有工分，又苦又累还没报酬，乐意干的人几乎没有。但是，也没有一户人家可以骄傲地宣称自家不用石板，这就有了换工的方式：今天我帮你抬，以后我需要时找你，你也不能拒绝。个别家庭里没有壮劳力男人跟别人换工，“央人”就比较困难。

我在生产队身份特殊，是农民说的“单个子”人，我内心深处又从来没作“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打算，对住房和各种用具都没啥要求，得过且过而已。我不搞任何基建，不需要往家里搬石头片子，农民们都深知“央”我，属于不“央”白不央“央”了也白央的性质，不存在换工的压力，所以，我到生产队没多久，就开始被“央”去抬石板了。开始还有些不好意思“央”我这个“文化人”的人户，见我来者不拒还特别能吃苦，就家家户户都来“央”我。到后来，“央”我成了铁板钉钉的事，所有人家都先把自己家的男人和我除开，再计算需要“央”几个人。

被人“央”的活计虽然苦还没工分，但我比较乐意接受农民的“央”。在生产队出工一天，工分不过二三角钱，还不够我到乡场上饱饱吃一顿，因此不出工算不上很大的损失。我帮别人抬石板，还能有好几天“碇子肉”、干饭和干米汤（很干的稀饭）吃，比我挣一天工分在家里喝三餐照得见人影的稀饭强一百倍都不止。

“央”人抬石板的人家，早晚两顿是筷子插上去不会倒的酸菜稀饭，有时晚上吃面条。中午那顿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必须让抬石头的人吃好吃饱，一方面体现主人家体恤支出了巨大体力的雇工，一方面要保证雇工下午有力气继续干活。这顿饭除了有酸菜干饭外，还有油炸的面团子和“碇子肉”。

“碇子肉”是当地农村的一种特色菜式：把猪身上最肥部位做成的腊肉，切得像十来岁小孩的拳头那么大，放在锅里煮到刚刚熟吧，就上桌子了。之所以不煮到烂，为的是“有嚼头”，如果做成了城里那种咸、甜扣肉，放进嘴里一抿就化掉了，干活的人会感觉跟没吃一样，不过瘾，主人家拿出了最宝贵的肉还落不下满意。所以，饭桌上每人那两大坨“碇子肉”需要用力啃咬撕扯，挤出来的油顺着嘴角往下流，咬到嘴里还能“叭叽叭叽”肆意狂放地咀嚼一阵子，嚼过了这样的肉，下苦力的人才能心满意足。以前在城市里，我见到过饭桌上最大尺度的肉就是扣肉，而我们抬石板吃的那种“啶子肉”，差不多可以切出大半碗扣肉，如此大的分量，在农村那些痨肠寡肚的日子里，每次，我都能用和农民一样雷人的方式，把自己名下的两坨毫不费劲地吃下去。

苍溪农村民风纯朴。知青刚下乡时，差不多都有被当成贵客请去吃饭的经历。农民们请知青吃饭没什么所图，就是觉得知青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又没有父母在身边，“怪可怜的”。好些时候家里来了客人，或者办红白喜事什么的，也会捎带着把知青请上。我在水文六队因为“单个子”人的身份，更是常常被农民捎带着请去吃一顿。

记得初到岐坪南阳公社的时候，生产队也是挨家挨户请我们吃饭。那时刚刚离开城市，还没有尝到痨肠寡肚的滋味，又有国家定量供应的粮食，对农民家请客必备的“碇子肉”或“巴掌肉”(跟“碇子肉”类似，只是形式上有些不同，比抬石板吃的“碇子肉”尺寸小些)根本没正眼瞧过。后来没有肉吃了，悔不当初的念头日渐强烈，到了浙水公社水文六队以后，大部分时间吃饭都只能喝照得见人影的稀饭，至此，我对农民饭桌上的东西，就是来者不拒的态度了。

2017年重返乡下，我住过的屋子还在，四合院已经没了

五、修水库

到农村之前，没见过真实的水库。上小学那会，看过电影“十三陵水库畅想曲”，看完电影对十三陵水库长啥样还是不清楚，倒是留下一个印象，那水库或者所有的水库都是和共产主义理想紧密联系的，很高远也充满了革命的浪漫主义情调。下乡后参加修建水库，到实地一看，首先消失的是水库和伟大理想之间的联系，其次消失的是“十三陵水库畅想曲”渲染的革命浪漫。

眼前的水库完全不是想象中那般宏伟辉煌，不过是在两山之间的峡谷处筑一道泥土堤坝，把从这里流过的水（主要是雨季引发的山水）拦住，待到栽秧或干旱需要灌溉的时候，开闸放水，让水沿着修好的渠道流到需要的地方。其实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两个储水的堰塘，水库不过是放大版的堰塘。

我们修的那座水库，地址选在离我们生产队几十里外的幸福大队，据说水库修成后，我们生产队也将受益，所以必须派工。秋收麦种完毕进入冬季农闲时，生产队的劳动力除了拉船的以外，全都要上水库工地，工地上汇集了全五龙区所有受益生产队的农民。

修水库的劳动很单调，只有两种活儿：挖土和背土。把库底的土挖出来运到堤坝上，用拖拉机和人力石夯夯压实，建成一道高高的拦水堤坝。堤坝估计有六、七层楼那么高，上坝的路是一条绵长的斜坡，途中连个歇脚的地方都没有，空手往上走，到最后两条腿都会感到绵软。

背土的时候我看见了我妹妹，她背着土弓着身子一步一步艰难前行，手里连个“拐扒”（一种可以撑着背蔸底部，在背土过程中歇气的工具）都没有，小小的个子，根本不具备铁姑娘的体质，也不知道她是如何咬紧牙关在坚持，很多妇女都在水库底部挖土装土，背土的多半是男人。我赶紧把自己的“拐扒”给了她，让她在上堤坝的途中可以休息一下。

撑在地上的就是“拐扒”（图片来自网络）

站在高高的堤坝上放眼望去，库区里的人如蚂蚁一般忙忙碌碌，场面有些像五十年代的小说中描写的那种轰轰烈烈的农村生活，如果有闲，远远地观望起来，倒也可以激起几分诗情画意甚至文艺青年的创作热情。

不过，作为修建水库的成员，我们虽然也刚好处在最富激情和幻想的年岁，却没有“横看成岭侧成峰”的雅兴和资格，我们只是遍地蚂蚁中的一只蚂蚁，我们必须劳作，劳作之后会感到无比疲惫和饥饿难耐，以及看到那些于远处观望被隐去的卑俗琐事。比如，傍晚收工前，每个生产队都要派人到坝上去，招呼“水库指挥部”的人验方。所谓验方，就是丈量一个生产队一天运上大坝多少立方米的土。

按规定，公家将依照丈量土方的结果按比例配给补助口粮。涉及到吃饭，土方的丈量就成了每个生产队以及每个建库人员严重关注的问题。本来，“指挥部”规定各队派一个人配合验方，可是到了这个时候，没有哪个生产队不是涌上去一堆人，为了土方的丈量和“指挥部”的丈量员争得面红耳赤。

人民公社时期，公社、区、县都有征调农村劳动力的权力，修建辖区范围内的公路，修建水库等，任务下达到生产队，不派工是绝对不行的。对于水库修好以后是否真的能受益，农民们往往看不了那么远，很多人修水库，都是冲着每天按工效配给的补助粮来的。有了这点补助粮，起码可以吃一顿干饭，在家里，一年出头，只有过年和农忙时节才能吃几天干饭。

我在水库吃饭运用书本知识，战胜了农民由于长期闭塞生活环境而形成的自私与狡黠，现在回想起来，常常哑然失笑。

那时，每天中午那一顿酸菜干饭，是所有人心目中份量最重的一件事，吃饭时人人摩拳擦掌，锅盖一揭开，就争先恐后地给自己按上满满一碗，然后埋头苦干。干第一碗饭这段时间气氛格外紧张，因为每人按满一碗（人人从家里带来的碗都有相当的容量）之后，锅里还会剩下一些。剩下的饭归于谁口？这里既没有风格可讲，也没有平均主义原则，靠的是竞争。先吃完第一碗的人，抢着给自己再添一大碗，动作慢的人，吃完第一碗后，锅已经空了。

要论把相等数量的饭吞到肚子里去的速度，我永远赶不上农民，刚开始的那两天，我总是轮不上添第二碗，吃得心欠欠的。每每看见几个抢先吃完一碗又满满地装上第二碗的人，大家都吃完了他们还在那里慢慢腾腾拼命“填鸭”——已经吃得撑到嗓子眼了——就恨得牙痒，想，难怪伟大领袖要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而问题是，那个最高指示太高太远，对眼前这些自私自利抢饭的农民隔靴搔痒的作用都没有，伟大领袖的指示在这里断链子了。恨得牙痒也是没用的，一不能帮助农民改掉自私自利的毛病，让他们匀一些饭出来给别人吃；二不能提高我自己吃饭的技巧，加快吃饭的速度。必须想办法“自救”。

我突然想到上小学时，父亲买的《春秋战国故事》中那个“田忌赛马”的故事。那天中午，我把这个利用巧妙排列组合以劣胜优的书本知识，运用到了自己吃饭的实践当中。我先给自己添了半碗饭，这样一来，不仅比自己吃一满碗饭的速度快了一倍，而且也远远快于吃满碗饭的所有农民。吃完了半碗，我再往自己碗里扎扎实实地按满一大碗，这一碗和农民们的第一碗一样，吃完就彻底饱了，为下午艰苦的劳作夯实了基础。

我对自己的杰作暗暗得意。很遗憾，农民们虽然都明明白白看到了我的举措，但他们固执地保持着一种狭隘意识，不能接受看着满满的一大锅饭，却只往自己碗里盛半碗这种“不合常理”的傻瓜做法。所以，直到最后也没有第二个人以我为榜样，吃“排列组合”饭。

修水库工程告一段落后，我和同时参加了修水库的水文九队知青好友说起这件事，他们听了哈哈大笑，说他们也是用这种办法来对付抢饭的农民。看来，知青的“狡黠”也是共同的。

1991年和插友们一起在公社场镇上合影

2018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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